这次的节目，观众不光是10套本来的受众。

无数的学者、教授，以及历史爱好者也在观看。

因为都知道，这次的节目过后，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或许...10套以后会变成文化部门的...

点滴瓶里的药液一滴、一滴，缓慢而固执地坠入透明软管，在微光下泛着冷白的光晕。林默靠在医院输液室角落的折叠椅上，后颈抵着冰凉的金属扶手，眼皮沉得像压了铅块，却不敢真正阖上——怕一闭眼，就听见隔壁床老人压抑的咳嗽声、护士推车轮子碾过地砖的吱呀声、还有自己腕上电子血压计“嘀”一声报出的92/60。太低了。低得不像一个刚拍完《大宅门》样片、被中影厂老厂长当面夸“这孩子有股子沉得住气的筋骨”的三十岁导演该有的数字。

他左手插在裤兜里，指尖摩挲着一枚磨损严重的旧硬币——1998年版的一元，边缘已磨出毛边，是当年在北影厂门口买第一根冰棍时找的零钱，后来再没花出去。兜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A4纸，上面是昨夜发烧昏沉中用圆珠笔潦草记下的几行字：“白景琦摔碗那场，不能用替身；七爷死前攥着的不是药瓶，是半截断簪；杨九红哭戏，眼泪要先卡在喉头三秒，再从右眼淌，左眼干——她恨自己哭不出。”字迹歪斜，墨水被汗洇开一小团淡蓝，像凝固的淤青。

手机在口袋里震了第三下。他没掏。前两回是制片主任老周发来的语音，声儿压得极低：“林导，广电那边……临时加审，说‘封建家族叙事’得再把把关，尤其‘族规罚跪’那段，建议剪掉三分钟。”他当时烧得耳鸣，只回了个“嗯”，没说“不行”，也没说“改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喉咙里像塞了一把滚烫的粗盐，一开口就咳，咳得肋骨缝里钻风。

第四下震动来得更急。这次他摸出来，屏幕亮起，是陈婉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两个字：“来了。”

林默盯着那两个字，视线有点晃。陈婉——《大宅门》里演二奶奶的演员，今年二十八岁，中戏毕业三年，没拿过奖，但演过七部话剧，全是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的。去年冬天试镜那天，她穿着洗得发灰的驼色高领毛衣，坐在椅子上没说话，只是把右手拇指反复按在左手虎口上，指节泛白。林默问她：“你觉得二奶奶最怕什么？”她没答，低头解开毛衣第二颗扣子，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浅褐色的旧疤，像一道未愈合的折痕。“怕被人看见这儿。”她说，“不是怕疼，是怕别人觉得，我连疼都藏不住。”

此刻，陈婉就站在输液室门口。没化妆，头发随意扎成低马尾，穿件宽大的墨绿色灯芯绒外套，肩线垮下来，衬得整个人单薄得像一张被风卷起的旧海报。她手里拎着个保温桶，另一只手攥着两张叠好的报纸，指腹蹭着油墨未干的标题——《京华时报》头版，《〈大宅门〉样片引发热议：传统美学是否正在失语？》；《北京晚报》副刊，《青年导演林默：用胶片对抗速食时代？》。她没看标题，径直走过来，把保温桶搁在林默膝上，盖子掀开，一股温厚的米香混着红枣甜气蒸腾上来。“我妈熬的桂圆莲子粥，”她说，声音不高，却奇异地盖过了空调嗡鸣，“你胃寒，药不能空腹喝。”

林默想道谢，喉咙又堵住。他只好点点头，伸手去接勺子，指尖碰到她手腕内侧——凉的，像一块刚从井里捞出的青砖。陈婉没缩手，只把报纸轻轻放在粥桶盖上，翻开《京华时报》那页，手指点在一段话上：“……所谓‘家族伦理’，实为父权暴力的精致糖衣。二奶奶跪祠堂那场，镜头俯拍角度近乎审判，观众被迫成为共谋者……”

“写这篇的，是你师哥吧？”林默哑着嗓子问。

陈婉笑了下，眼角细纹舒展：“李哲，现在在《文艺报》。上个月吃饭，他说你拍戏太‘守旧’，连个摇臂都不用，全靠轨道跟拍和定点长镜，‘浪费胶片’。”她顿了顿，舀起一勺粥，吹了吹，递到他嘴边，“可我记得，你跟我说过，白家祠堂的房梁，每一道漆纹都是人命堆出来的。镜头低一点，是敬；高一点，是判。你选了平视。”

林默就着她的手喝了半勺。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暖意却迟迟不到胃里。他忽然想起三天前，凌晨三点，剧组在琉璃厂搭的祠堂布景突然塌了半边梁柱。工人骂骂咧咧拆架子，灯光组抱着烤灯蹲在墙根取暖，林默蹲在废墟里，用手扒拉那些散落的仿古木料，指甲缝里全是朱砂漆的碎屑。陈婉那时没睡，裹着军大衣站在台阶上，看他。后来她走下来，蹲在他旁边，没说话，只是从自己包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削下一小块木头，递给他。那木头带着新鲜断面的微涩香气，她轻声说：“白景琦小时候，也这样偷削祠堂的柱子，想做弹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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