湾流G700在江城的汉南机场降落了，造船厂的领导早就在这边等着接机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大客户、财神爷。

5亿欧元的甲方爸爸。38.81亿软妹币的大单。

武船去年总产值才94亿，这一个单子...

阿斯特拉罕城头，晨雾尚未散尽，寒风卷着细雪扑打在斑驳的砖石上。彼得罗夫总督裹紧熊皮大氅，手指死死抠进垛口冻得发青的棱角里，指节泛白。他身后站着两名副官，一个攥着望远镜的手抖得厉害，另一个喉结上下滚动，吞咽声在寂静中清晰可闻。

城外，不是一支军队，而是一片活着的草原——不，是草原被撕开、被推搡、被驱赶着奔涌而来的活物之海。黑压压的牛群如墨浪翻滚，羊群似云絮炸裂，马背上的牧人挥鞭吆喝，声音不高，却像鼓点一样沉稳地砸在冻土之上。勒勒车轮碾过冰壳，吱呀作响，车辙深陷处，露出底下黝黑湿润的泥土，仿佛大地被生生剖开一道伤口，正汩汩渗出生命的热气。

“他们……不是去莫斯科，也不是去顿河。”副官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“他们是往南，往高加索……往切尔克斯人的地盘去。”

彼得罗夫没答话，只是将望远镜转向更远处——乌拉尔河以南，伏尔加河下游东岸的广袤滩涂上，已有数不清的白色穹帐拔地而起，连绵十余里，炊烟如灰龙升腾，与铅灰色天幕纠缠不清。那是喀尔喀盟的先遣营。他们没带攻城器械，没列方阵，只有一万匹马、三万只羊、五百辆装满干酪与奶酒的牛车，以及七千名披着狼皮坎肩、腰挎弯刀、箭囊里插着铁簇长箭的骑手。

这支队伍，没有旗号，却比任何军旗都更令人心悸。

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那支队伍的首领，是硕垒——那个曾单骑闯入皇太极大帐、当面摔碎金杯、转身便率三万帐户横渡额尔古纳河投奔金山的喀尔喀济农。他不是来打仗的，他是来“定居”的。就像当年蒙古人踏平花剌子模，不是为掠夺金银，而是为放牧；不是为焚毁城池，而是为圈定草场。

而北高加索，四十一万平方公里，山势陡峭、河谷纵横，却是整个欧亚大陆最富饶的天然牧场之一。黑海北岸的肥沃黑土、库班河平原的万亩草甸、高加索山脉南麓终年不冻的溪流——那里没有坚固城墙，没有常备军团，只有散居在山谷间的切尔克斯部落、阿迪格人、卡巴尔达人，还有早已衰微的阿兰遗民。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，靠驯马、养蜂、采药维生，武器仍是青铜短剑与硬木弓，战法是山林伏击与夜袭劫营。

可如今，他们面对的，是一支刚从金山大会分封完毕、兵甲齐整、粮秣丰足、士气如沸的蒙古新军。

这支军队，由杨凡亲自授意组建：每旗设一“铁匠局”，专铸轻便马鞍、改良套索、淬火弯刀；每千人配两门“飞鹰炮”——口径仅四寸，射程不过八百步，却能拆解成三段由骆驼驮运，组装只需半日；更设有“通译队”，成员皆出自金山书院蒙语系，通晓二十一种高加索方言，随军携带牛皮地图、铜版星图、羊皮水文册，甚至还有用桦树汁写就的《北高加索部族谱系简录》。

硕垒没在阿斯特拉罕停留片刻。他只派了一名亲信台吉策马至城下，抬手抛出一枚黄铜令牌，落于护城河冰面，叮当一声脆响。

“喀尔喀盟奉大汗钧旨，接管北高加索。自即日起，凡越界者，视同寇盗；凡拒降者，按律籍没；凡献图献粮者，赐札萨克印信，授千户之职。”

说完，那人调转马头，马尾甩起一溜雪尘，绝尘而去。

彼得罗夫拾起令牌，指尖触到背面阴刻的八个汉字：“金山敕命·喀尔喀·北境”。

他忽然觉得胸口发闷，喉头泛甜——不是恐惧，是一种更深的、近乎荒谬的疲惫。三年前，他还曾在克里米亚汗国使臣面前夸耀：“沙俄才是南俄草原真正的主人。”可如今，他站在自己国土的最南端，眼睁睁看着一群连莫斯科都没见过的蒙古人，扛着奶桶和套马杆，堂而皇之地跨过他的防区，去接收一片他连名字都念不全的土地。

更讽刺的是，这些蒙古人，竟还打着“奉旨讨逆”的旗号。

——因就在昨日，喀尔喀斥候截获一支切尔克斯商队，其首领供称，北高加索十二部中，已有九部暗中遣使赴伊斯坦布尔，愿以岁贡十万头羊、五千匹马为代价，请求奥斯曼苏丹赐予“埃米尔”封号，并借兵协防。更有两部派出长老团，绕道黑海，欲经敖德萨登陆，向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递交归附文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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