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振国走的那天，港岛下了一场小雨。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酒店窗户上像是有人用极轻的手指在敲。

宋卫东和他一起回去，至于考察团其他人，会再待几天，演戏演全套。

从港岛到深市的口岸，车子过桥的时候赵振国望着窗外灰蒙蒙的海面。雨滴打在车窗上，把远处港岛的轮廓模糊成一片灰绿色的剪影。

他在心里把这几个月的事情飞快地过了一遍，每一件事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，每一件事都隔了一层雨雾，变得不太真实了。

还没到深市，......

赵振国没挂电话，手指在桌沿上缓慢地叩了两下，像敲一段没人听懂的摩尔斯电码。窗外阳光终于刺破云层，在茶餐厅油腻的玻璃上淌开一道晃眼的金线，映得他半边脸明暗交错。

“法官说考虑三天？”他声音压得很平，却像把刀刃在磨刀石上拖了一寸，“那他今天有没有当庭要求双方提交新证据？”

何律师顿了半秒：“有。陈大状当场申请调取周氏集团德辅道西仓库近三年全部出入库记录、运输单据及消防验收备案——理由是‘涉案遗产标的物存在实物灭失风险’。”

赵振国舌尖抵住上颚，轻轻吸了一口气。不是震惊，是确认。这招太狠，也太准——周汉斌前脚刚查物流，后脚陈大状就捅向仓库，表面是为保全遗产，实则逼他亮底牌。若周汉斌拿不出原始单据，法院可依《遗产保全条例》第十七条，直接裁定该仓库所存资产为“状态不明财产”，暂由法庭监管；若他硬要交出单据，就得暴露那套独立于集团体系之外的运输链条——而那条链子，恰恰连着父亲生前最不愿示人的秘密。

他放下手机，用小勺搅动早已凉透的奶茶，褐色液体打着旋儿，一圈圈沉下去，又浮上来，像某种无声的预兆。

楼下街道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刹车声。赵振国眼皮一跳，迅速抓起望远镜——一辆银色奔驰S600斜插进茶餐厅后巷口，车门猛地弹开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快步下车，腋下夹着牛皮纸文件袋，领带歪斜，额角沁着细汗。他抬头朝二楼扫了一眼，没停顿，径直奔向法院侧门方向。

赵振国没动，但右手已悄然摸向公文包内侧口袋。那里有一支改装过的录音笔，开关在尾部凸起的一粒微小金属点上，按下即录，松手即停。他拇指在那粒点上悬停了三秒，最终没按下去。

那人是周汉斌的私人律师陈大状。赵振国见过三次面，每次都在不同场合：一次在中环律所门口递名片，一次在湾仔码头看货轮靠岸时擦肩而过，最后一次，是在上周三下午三点十七分，德辅道西街角那家“永安钟表行”橱窗前，陈大状买走一只劳力士潜航者，付款时掏出的不是银行卡，而是三张崭新的港币千元钞——钞票边缘还带着银行封条的折痕，编号连续。

赵振国当时正站在对面报刊亭买《明报》，余光扫见那三张钞票，指尖便微微发紧。港币千元钞自1988年起改版，新钞采用双水印与隐形荧光油墨，但最致命的细节是：所有新版钞票在印制时，会随机嵌入一段极细微的镭射编码，肉眼不可见，紫外线灯下呈淡蓝色波纹，每张编号唯一，且同一捆钞票的镭射波纹走向一致。而陈大状那三张，波纹走向完全相同。

说明它们来自同一捆新钞，且未经过流通。

谁会在支付三千元律师咨询费时，特意拆开一捆新钞？除非这笔钱本就不该出现在账面上，除非他要用现金堵住某张嘴，或者……掩盖一笔更早的支出。

赵振国收回望远镜，把最后一口冷奶茶咽下去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邓伯传真报告里那句被划掉的话——“个人判断：火灾可能非意外，建议从物流运输环节另行追查。此条无证据支持。” 邓伯删掉了“无证据支持”六个字，但没删掉前面那句。赵振国当时以为那是客套的免责式提醒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邓伯在递一把刀——一把没开刃、却已指向咽喉的刀。

他掏出手机，给宋卫东发了条语音：“阿强没查到集团货车，但陈大状刚拎着文件袋冲进法院侧门。你盯住他进去后接触的第一个人，无论男女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记下他/她左耳垂有没有痣。”

语音发出五秒后，宋卫东回了张照片：法院侧门内廊，陈大状正把文件袋交给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。女人背对镜头，但脖颈线条纤细，右耳垂上一颗芝麻大小的褐色痣清晰可见。

赵振国放大照片，盯着那颗痣看了足足十秒。然后他拨通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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