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大楼，秋阳斜照，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对面邮局台阶上。台阶最高处，李守业正弯腰帮一位老大爷捆扎杂志，麻绳勒进他晒得黝黑的手背。大爷递过两毛钱，李守业摆手，只把杂志塞进老人怀里，又从自己怀里掏出个油纸包——打开是几块烤红薯，热气腾腾。

刘济民没过去。他站在光影交界处，看着李守业把最后一本杂志递给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小女孩踮脚把一枚糖纸叠成的蝴蝶放在他手心。李守业愣了一下，然后小心翼翼把蝴蝶夹进笔记本里，那本子边角磨损，封皮上印着模糊的“兰考县委1975”。

风起了。银杏叶打着旋儿落下来，有几片沾在刘济民肩头。他忽然想起昨夜伏案修改稿子时，窗外也这样刮风，台灯下，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，像无数细小的犁铧，在寂静里开垦着什么。

他抬起手，轻轻拂去肩头落叶。那动作很轻，仿佛怕惊扰了什么。远处，新化社的车正缓缓启动，穆清降下车窗，朝他举起一只手，没挥手，只是掌心向外，静静悬在秋光里——那姿态不像告别，倒像在确认一件尚未完成的事，正稳稳落在自己肩上。

刘济民回望，也举起右手，同样掌心向外。

两双手之间，隔着整条长安街，隔着尚未出版的下期《春秋奇谈》，隔着李守业笔记本里那枚糖纸蝴蝶，隔着《战争子午线》结尾处被改成“风在撕”的三个字，隔着所有被文字擦亮、又被生活磨钝的真相。

风更大了。银杏叶翻飞如金箔，落满街道，落满肩头，落满即将启程的每一双鞋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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